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

Capitalisme et schizophrénie 1

L'anti-Oedipe

Capitalisme et schizophrénie 2

Mille Plateau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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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勒兹(左)与加塔利(右)‍‍‍

《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一)是法国哲学家德勒兹 (Gilles Deleuze)与心理学家加塔利 (Felix Guattari)于1972年合作出版的一本书。该书对于70年代学术界对弗洛伊德及拉康的精神分析学理论具有明确的「解构」意味。指出弗洛伊德的分析体系是建立在男性话语权力结构基础上的二元对立体系,不利于多元文化社会的建构与研究。并因此将社会科学与分析心理学分别推向了「後结构主义」以及「精神分裂分析学」的新高度。
《千高原》(《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二)初版于1980年,两人在前作《反俄狄浦斯》中已然肇始的思想实验则向着更为开阔的领域推进:地质学、生物学、史学、神话学、数学,等等,都成为真正的思想——“根茎”的蔓生之地。而盘踞于传统思想模式中的种种“层”、“编码”、“超越性平面”、“纹理化空间”等,则伴随着这场激动人心的实验进程而渐次烟消云散。全书散布着一座座流播强度的“高原”,而多元性、异质性的连接则成为它们之间彼此沟通的横贯线。但在乱花迷人眼的表象之下,全书却流淌着纯正的哲学血液,因它展示的正是德勒兹一以贯之的信念:哲学,就是概念的创造,就是新思想方式的创生。

导读德勒兹与加塔利《千高原》(第一章节选)

拜德雅丨重庆大学出版社,2016年12月印行

尤金·W·霍兰德/著     

周兮吟/译

作为对康德主义批判的践行计划的一部分,《反俄狄浦斯》的首要目标就是用被称作精神分裂分析的“***性的唯物主义精神病学”取代弗洛伊德(和拉康)的精神分析;对精神分裂分析而言,无意识不是如语言那般被构造的(像拉康所认为的那样),而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生命的能量欲望(desiring-energy)的场所,这一生命对能量的欲望曾被称作权力意志、生产力和力比多。其实,使得这一生命能量被一分为三的是基督教和资本主义的盛行,而且这三者总是与自身相违背,因此,德勒兹和加塔利才要求将创造性从信仰死后升天的苦行主义和过分狭隘的科学现实原则(按尼采的观点)中解放出来,将生产力从资本剥削(按马克思的观点)中解放出来,将力比多的欲望从俄狄浦斯的压抑(按弗洛伊德的观点)中解放出来。
第一个转化将康德的综合变成被动的无意识的综合,而第二个转化则将无意识的处所从个别的主体替换为一个主体所隶属的历史中的特定的群体及其社会构成。这样一来,无意识便成为某种类似于“集体无意识”的东西——但这个集体无意识并不是普遍而永恒的,它总是与处在特定历史中的群体及体制相关涉的。其结果是,最终,批判不再是认识论意义上的批判,而变成彻底的社会批判:最终,精神分裂分析将精神分析判定为一种资本主义的反映或投射;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精神病学的精神分裂分析,不仅要求精神分析的理论遵循无意识的综合,而且所有社会关系都应该符合无意识综合。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精神分裂分析是***性的,而精神分析则不是。然而,此处德勒兹和加塔利的马克思主义分析还有一个尼采主义的根基:社会的理想不是要最大程度地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而是尽可能少地违背无意识的“逻辑”、尽可能少地阻挠身体的力量的升腾;***的社会也必须遵从这些无意识的进程,否则便是压抑的。

在《反俄狄浦斯》中,生产力与力比多之间的联接是通过对两个术语阐发来构筑的:欲望-生产(desiring-production)和辖域化(territorialization)。带连字符号的这个术语已经不言而喻:欲望-生产已经包含了生产力和力比多,而且德勒兹和加塔利在《反俄狄浦斯》中所做的历史分析也表明是资本主义使这两者彻底分割开来。辖域化、解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和再辖域化(re-territorialization)这套术语,则分别意指能量在身体和经济的特定领域的投注,对这一能量投注的撤销以及能量在别处的再投注,这样一来精神分析便与政治经济学关联起来。到他们合写《千高原》的时候,这些术语则与层化(stratification)和去层化(de-stratification)相交汇,它们关涉的范围也要宽广得多,正如我们将在后文中看到的,它们将描绘运转中的整个宇宙的进程。
但是在《反俄狄浦斯》中,辖域化与有助于引导能量的投注的编码、去编码和再编码的诸过程相伴。因此,结婚这个行为可以抹去一个年轻小伙作为合格单身汉的状态的编码,同时将他再编码为不能接受其他人的欲望投注;广告通过去编码去年的流行款并将今年的款式编码为“正在流行”,以类似的方式引导消费者的品味和购买行为。
在德勒兹和加塔利看来,资本主义的显著特征就是它是建基于市场的,因此,它对一切具有内在价值的事物进行去编码——就像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宣言》里所说的“脱出光环”(“strips of its halo”)——并用量化的货币价值取而代之。商品化的确导致剥削,但是,它同时也将欲望从各种社会编码中释放出来,这样一来,由于私人积累,资本不能一如既往地再俘获(re-capture)大量释放出来的自由流动的能量。因此,德勒兹和加塔利声称,他们所说的“精神分裂”——并不是指一种精神疾病,而是去编码的欲望流——就是资本主义的边界,尽管资本还在尽其所能地对精神分裂之流实施再俘获从而不断移动这个边界,无论是将它们再俘获到商品中、体制规范中,还是万不得已将它们请进收容所。他们很谨慎地将精神分裂说成是一个边界,因为欲望从来不会以纯粹形式的方式显现,本能也是如此:它总是必然地通过编码和体制而得以表达,即使这些编码和体制总是偶然的,在历史中变动不居因而容易发生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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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勒兹的代表作,《差异与重复》,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工具用以评估一个既定的对欲望的编码和体制化之中所表达的自由变化的强度:它所关涉的总是一个“重复带来多少差异”的问题。完全由本能决定的行为(比如对好些昆虫来说,一个特定的刺激总是毫无例外地引发同样的反应)所引发的重复不会带来任何差异,德勒兹称之为“空洞的重复”(bare repetition)。人类虽然并不是这样由本能决定(诚如我已说过的),但人的习惯以及神经官能症则在人类行为中引发某种空洞的重复,它有时是有益的,有时却是有害的:习惯作为一种空洞的重复,使我们不必每次做任何事情都徒劳地思前想后一番,但是,我们也有些糟糕的习惯;神经官能症就是一种或多或少不受我们控制的空洞的重复,一种需要通过心理治疗来中断的尤其糟糕的习惯。在哲学中,将同一凌驾于差异之上,将不变的存在(Being)凌驾于流变的生成之上,就可以被看作是某种形态的神经官能症,因为存在迫使重复尽可能少地引发差异,并使已经产生的差异或可能产生的差异从属于不变的同一。相反,创造性的重复则将差异置于同一之上,重复中差异的程度越高,人的行为就越是自由——精神分裂所指的就是自由的绝对上限。
在此,我想简要介绍一下这两部关于普鲁斯特和卡夫卡的文学研究之作对《千高原》的写作有何贡献。德勒兹和加塔利从两位作家那儿提取出一个思想的图像,并用差异化的方式重复它,最终获得他们自己的思想图像
普鲁斯特对无意识记忆(involuntary memory)的重要性的强调贯穿其代表作《追忆似水年华》始终:那些不由自主地出现在脑海中的过去的图像远比有意地回想起的记忆要重要得多。一个当下的感觉可以立刻唤起一个过去的记忆,这两者之间不必有任何直接而显著的关联,这一过程也不涉及任何有意识的意向(conscious intention)。尽管这些记忆不受意识的控制,它们却比有意的记忆要丰富得多,能更好地揭示过去。追忆逝去的时光如果不是完全不可能的话,也将因此成为一个艰巨的任务。随着小说的展开,过去的时光和当下的时光的大量关联网络不断呈现,叙事者试图对之施以某种程度的控制,或从中提取出某种意义。然而,德勒兹和加塔利合作得越久——《普鲁斯特与符号》的第一版(1960)写于两人相识之前;第二版(1970)问世时他们正在合写《反俄狄浦斯》;第三版也即最终版本与《根茎》同年出版——他就越是远离叙事者的视角,或者说越是远离追忆逝去时光的意图,他就越是强调要从生产“非自主”时间关联网络的写作-机器着手。

康德坚持要在经验之上加诸(adding)那个主体的“我”,从而为真知与伦理行为提供牢固的一以贯之的基础,而普鲁斯特则通过从经验中去除(subtracting)主体并将主体看作是经验自身的一个副产品或残留物而将德勒兹引向康德的反面。就此看来,至关重要的是叙事机器所编织的时间关系的拼缀物,它制造出了“一个生命”的印象,至于叙事者是否能完全掌控这个生命则成为次要的问题。这样一个生命其实就是一个敞开的时间的多重性(multiplicity),也即,它仅仅是由构成拼缀物的那些连接组成。它可能会有的或者是投诸于它的统一,无论是叙事者(或作者)所规定的统一,还是作为叙事者(或作者)的属性的统一,现在看来都只是拼缀物-生命(或小说)的一个额外的维度,而并不是保有其坚实性作为“一个”生命所必须的维度。这一对坚实性的强调不仅使其与康德对立起来,而且与海德格尔也对立起来:海德格尔强调存在(ex-istence),对他来说,存在(ex-ist)就是要绽出(stand out),而德勒兹和加塔利则强调坚实性,坚实地存在(con-sist)是要一起存在(being-with)而不是绽出来(standing-out):共存(togetherness),多重的“和”(and)与“一起”(with)的逻辑,而非单独的“是”(being)的逻辑。总之,德勒兹和加塔利是根据普鲁斯特的文学机器的“超个人的”(para-personal)坚实性来编写《千高原》的:这本书就是一个诸概念、诸高原之间关系的拼缀物,刻意避免用一条单线的思路、作者的声音或规矩的视角来统一全书——正因为他们是两人合写,一个是哲学家而另一个是反精神病学的积极分子、政治活动家,这一意图就更加不言自明了。德勒兹甚至曾暗示,他和加塔利对“无器官身体”(Body-without-Organs)这个核心概念的理解其实并不一致。
相较于德勒兹对普鲁斯特文学机器的研究,两人合作对卡夫卡的研究则更加明确地意图生产出根茎的思想图像:从全书第一页起,卡夫卡的工作就被描绘为“根茎或洞穴”(K 3),正如《千高原》,从其第一座高原起就被描绘为根茎。在卡夫卡所描画的世界里,每个房间都通过门和过道与无数其他房间相连通,这些门和过道有些是隐蔽或地下的。似乎只要情况允许,任意房间之间都可以连通。尤其在他的小说中,卡夫卡对空间的布置就像一个交叉体,一面是展示权力与欲望秩序的官僚组织结构图,一面是展示现实的(虚构的)楼房与其中办公室的位置的设计图或路线图;或更像一个组织示意图,尽管连通的线路可以出于未知的原因随时变换,就像权力和欲望自身间的关系的变化一样。普鲁斯特的拼缀物是一种时间的多重性,而卡夫卡的根茎则更是一种空间的多重性。《千高原》同样也应该被看作一种空间的多重性,在词语组成句子、句子又组成段落、诸如此类的无从避免的线性布局之下,是各种各样的概念和实例之间不计其数的通路。诚如德勒兹在《差异与重复》的序言中宣告的那样,哲学应该要能做得像科幻小说一样,那么《千高原》则在一个重要的意义上符合这一要求,它的文本在相当程度上是根据从虚拟领域(普鲁斯特与卡夫卡)中获得的思想图像来塑形的,与此同时,我们将会看到,它又大量吸收了当代数学和科学的新发现。

Gilles Deleuze (1925-1995)

《千高原》(修订译本)(第二章节选)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二)

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3月印行

吉尔·德勒兹    费利克斯·加塔利/著‍‍‍‍‍‍‍‍‍

姜宇辉/译

爱一个人,这意味着什么?始终在一群民众之中去把握他,始终将他从某个他参与其中的集群(无论这个集群有多小)之中抽离出来,无论是通过其家庭抑或别的;接着,要去探寻他自己所特有的集群,那些他封闭于自身之中的多元体,这些多元体也许具有截然不同的本质。将这些多元体与我的多元体联结在一起,使它们彼此互相渗透。庄严的婚礼,多元体所构成的多元体。没有爱不是运作于一具有待形成的无器官身体之上的去人格化运动;正是在此种去人格化的最高点上,某人才可以被命名,领受其姓与名,在对于(与他之间相互归属的)“多(multiples)”的瞬间把握之中获得最强的不可分辨性。一张脸上的雀斑的集群,以其个女人的声音进行言说的少年的集群,夏吕斯先生(M.deCharlus)的语音之中的一群少女,某人咽喉之中的一群狼,在肛门之中的肛门多元体,令人着迷的唇与眼。我们可以穿越彼此身上的那些肉体。阿尔贝蒂娜(Albertine)被缓慢地从一个少女的群体之中抽离出来,而这个群体有着自己的数目、组织、代码和等级;不仅有一种无意识涵盖了这个群体和这群范围受限的民众,而且,阿尔贝蒂娜还有着其自身的多元体,而叙述者在将她孤立出来之后,就在她的肉体和谎言之中发现了这些多元体——直至爱情的终结又令她复归于不可分辨的境地。

 

尤其是不该相信,将某人参与或归属的群众或外在的群体与他包含于自身之中的那些内在的聚合体相区分,这就足够了。完全不是外在和内在之间的区别,因为这二者始终是相对的、可变的、可转化的;而是那些并存的不同类型的多元体之间的区别,它们不断地相互渗透并转变位置———机器,齿轮,马达,构件,它们在某个时刻被发动,为了形成一个生产陈述的配置:我爱你(或随便别的什么)。对于卡夫卡来说,菲丽思(Felice)是不能与一部社会机器以及那些名为“语图(parlophone)”的机器相分离的,她正是作为生产这些机器的公司的一名代表;在卡夫卡这个备受商业和官僚体制诱惑的人的眼中,她怎能不从属于这个组织结构?然而,同时,菲丽思的牙齿,她的硕大的食肉动物般的牙齿则使她沿着另外的线疾驰,进入到一种生成一狗、生成一豺的分子多元体之中……菲菲丽思,无法与所有这些相分离:属于她自己的现代社会机器的符号,属于卡夫卡的并不相同的现代社会机器,粒子,小型的分子机器,所有那些卡夫卡通过其反常的写作装置将创造出、或将使她创造出的异样的生成和轨迹。

 

不存在个别的陈述,只有生产陈述的机器性配置。我们说过,配置从根本上来说是力比多的和无意识的。它就是无意识自身。目前,我们注意到了几种不同的要素(或多元体):人类的、社会的和技术的机器,有组织的、克分子的机器,分子的机器,连同其生成一动物的粒子;俄狄浦斯装置(因为,当然也存在着俄狄浦斯式陈述,而且为数众多);反一俄狄浦斯的装置,及其多变的形态和功能。我们随后将回到这个论题。我们甚至不再能够谈论不同的机器,而只能谈论多元体的类型,这些多元体相互渗透,并在某个时刻形成同一种机器性配置,力比多的无面容的形象。每个人都处于某种这样的配置之中,当他自认为是在以自己的名义言说之时,其实只是在再生产它的陈述,或毋宁说,当他生产它的陈述之时,就是在以自己的名义言说。这些陈述是何等古怪,它们是真正的疯狂的话语。我们提到了卡夫卡,但我们同样也可以谈谈很人:一部军事一宗教的机器,弗洛伊德将它归属于强迫的神经症;一部肛门的集群机器,一部肛门的生成一狼或生成一黄蜂或生成一蝴蝶的机器,弗洛伊德将其归属于歇斯底里的病征;一种俄狄浦斯的装置,弗洛伊德将其当作唯一的动机,一个到处都能被重新发现的不变的动机;一种反一俄狄浦斯的装置(与姐妹之间的乱伦,乱伦一精神分裂,或与“劣等人”之间的恋情,或肛恋,同性恋?),在所有这些情形之中,弗洛伊德只看到俄狄浦斯的替代物、退化物与衍生物。实际上,弗洛伊德什么也没看到,什么也不理解。他根本不理解一种力比多的配置到底是什么,连同所有那些它所发动的机制、所有那些多重之爱。

 

当然存在着俄狄浦斯式陈述。比如,卡夫卡的故事《豺狼与阿拉伯人》就很容易被进行如此的解读:你总是可以这样做,没有任何风险,每次都有效,纵使你根本什么也没理解。阿拉伯人很明显与父亲相关,而豺狼则与母亲相关;在二者之间,存在着由生锈的剪刀所再现的整个阄割的故事。不过,碰巧阿拉伯人是一个有组织、有武装、扩展性的群体,他们扩张于整片沙漠之中;而豺狼,则是一个强度性集群,它不断地深入沙漠之中,沿循着那些逃逸线或解域线(“他们是疯人,十足的疯人”);介于二者之间的,处于边界之处的,正是来自北方的人,豺狼一人。那把硕大的剪刀,不正是阿拉伯人的符号?它引导着或释放出那些豺狼一粒子,既使它们脱离群体的疯狂运动不断加速,也将它们重新带回这个群体之中,驯服它们,猛击它们,令它们旋转?死骆驼:俄狄浦斯的营养装置;死尸的反—俄狄浦斯装置:杀死动物并吃掉它们,或者通过吃掉它们来清理尸体。豺狼很好地提出了问题:这不是一个胥割的问题,而是有关“清洁”的问题,对于沙漠—欲望的考验。哪个会占据上风,是群体的界域性还是集群的解域化?——力比多浸没了整片沙漠,将它化作一具无器官的身体,戏剧就在其中上演。

 

不存在、也绝不会存在个别的陈述。所有的陈述都是一种机器性的配置也即,表述的集体性施动者(agents)的产物:“集体性施动者”所意指的不是民众或社会,而是多元体。专有名称并不指称某个个体:相反,当个体向全面渗透于

 

他之中的多元体开放、向最为严格的去人格化运作开放之时,他才获得其真正的专名。专有名称就是对于多元体的瞬间把握。专有名称就是一个被如此包含于一个强度场之中的纯粹不定式的主语。普鲁斯特就名字所说过的:当我说出“希尔伯特(Gilberte)”之时,我有这样一种印象,即将她赤裸裸地含在我的口中。狼人,一个真正的专名,一个私密的名字,它与生成,不定式,一个去人格化的和多元化的个体所具有的强度相关。然而,精神分析对多元化又理解多少呢?沙漠的时辰,当单峰驼生成为在天空中冷笑的上千只单峰驼。夜晚的时辰,当上千个孔洞在大地的表面形成。阉割,阉割,精神分析的稻草人叫喊着,但它在群浪存在的地方所见到的却只是一个孔、一位父亲、一条狗,在野性的多元体存在的地方却只见到一个驯顺的个体。我们并非仅仅指责精神分析只选择了那些俄狄浦斯式陈述。因为,这些陈述在某种意义上也构成了一个机器性配置的一部分,对于此种配置来说,它可以充当校正指数,就像是某种对误差的估算。我们批评精神分析利用俄狄浦斯式陈述来让患者相信,他将拥有那些私人的、个体的陈述,他最终将以其自己的名义来进行言说。然而,所有的一切从一开始就是陷阱:狼人将不再有力言说。他将徒劳地谈到群狼,像狼一般喊叫,但弗洛伊德甚至连听也不听,只是注视着他的狗,说“这是爸爸”。当病征持续之时,弗洛伊德称之为神经官能症,当病征爆发之时,他称之为精神病。狼人将领受精神分析的纪念奖章奖励他为此项事业作出的贡献,他甚至还将领取伤残老兵的抚恤金。他本来能够以自己的名义进行言说,但前提是人们能够将那种在他身上产生出具体陈述的机器性配置揭示出来。然而,在精神分析之中,这并不是问题:当人们让主体相信他将说出最为个体性的陈述之时,他同时也就被剥夺了所有表述的条件。让人们保持沉默,禁止他们言说,尤其是,当他们言说之时,要当他们什么也没说:闻名的精神分析的中立性。狼人不断喊叫:六或七匹狼!弗洛伊德回答道:什么?小羊羔? 这真有趣,除去那些小羊羔,还剩下一匹狼,因而它就是你的爸爸……这就是为何狼人会倍感疲倦:他仍然躺在那里,带有着咽喉中的所有的狼、鼻子上的所有小孔、无器官身体上的所有力比多的强度值(valeur)。战争会到来,群狼生成为布尔什维克,而狼人将仍然被所有那些他不得不说的东西所窒息。人们将只会向我们宣称:他将重新变得行为检点、彬格有礼、温和顺从,“老实和谨慎”,总之,他痊愈了。但他却反唇相讥说,精神分析缺乏一种真正的动物学的眼光:“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没有什么会比对自然的爱和对自然科学(尤其是动物学)的理解更具有价值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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