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宋政坛与文坛，章惇与苏轼的故事宛如一部跌宕起伏的传奇，他们曾亲密无间，最终却反目成仇，这一转变背后有着复杂而深刻的原因。

早年情谊：同榜进士的惺惺相惜

嘉祐二年（1057年），章惇与苏轼同榜高中进士。这一殊荣让两人都沉浸在喜悦之中，也让他们的人生轨迹有了交集。章惇性格豪爽率真，学问广博精深，文韬武略无所不学，在贵族间名望颇显；苏轼则才华横溢，诗文出众，在文坛崭露头角。

中进士后，苏轼授凤翔府签书判官，两年后，章惇授陕西商洛令。二人官位差别不大，且做官的地方相邻，这为他们相交提供了便利。他们经常一起出游，留下了许多佳话。在《书游仙游潭》一文中，就记载了他们同游仙游潭的经历。潭下临绝壁万仞，岸甚狭，章惇推苏轼下潭书壁，苏轼不敢，而章惇履险而下，以漆墨濡笔大书石壁上曰：“苏轼章惇来。”苏轼拊惇背曰：“子厚必能杀人。”惇大笑。从这些细节中，可以看出他们早年关系十分亲密，相互之间有着深厚的情谊。

政治分歧：理念与立场的碰撞

随着时间推移，两人在政治立场上的分歧逐渐显现。苏轼偏向于文学艺术和个人情感，不喜欢过多的政治干预。他更关注社会民生，希望通过文学创作来反映社会现实，表达自己对人生的感悟。而章惇是一位强调政治改革和国家治理的政治家，他积极支持王安石变法，希望通过改革来改变北宋内部弊端百出的局面。

宋神宗即位后，为了改变国家困境，决定改革。章惇被推荐给变法主将王安石，自此一生追随变法事业。在变法过程中，章惇凭借自己的才能和努力，成为变法派里的“顶梁支柱”。而苏轼则持相对保守的立场，他认为变法过于激进，会损害百姓的利益。这种政治立场的不同，导致两人在朝廷中产生了矛盾和冲突。苏轼曾因反对王安石的变法而遭贬谪，后来章惇与王安石结盟，支持王安石变法，这也加深了苏轼对章惇的敌意。

权力斗争：仕途起伏下的矛盾激化

在政治舞台上，章惇和苏轼都在争夺权力和影响力。章惇曾是政治改革的主要推动者，他在变法期间政绩显著，取得了一些不错的成绩，在官场上逐渐展露头角。而苏轼虽然在文坛上享有盛誉，但在政治上却屡遭挫折。

在变法派与保守派的权力斗争中，两人的命运起伏不定。当保守派得势时，章惇会受到打压；而当变法派重新掌权时，苏轼又会成为被打击的对象。例如，宋神宗去世后，继位的哲宗年幼，坚决反对变法的高宣太后把持朝政，主张变法的改革派遭到清算，章惇也被贬至汝州任知州。自此，章惇与旧派结下了不解之仇。直到元佑八年（1093年），高宣太后去世，亲政的哲宗倾向于变法，章惇才被调回京城，并被任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长期受到压制的章惇采取极端措施报复元佑党人，也与反变法派士大夫决裂。此时，苏轼作为旧党的重要人物，自然成为了章惇打击的对象。虽然苏轼没有直接参与弹劾章惇，但两人的立场不一样了，也没有像当初章惇援助他那样出手相助，而苏辙还直接弹劾章惇，二人的友谊荡然无存。

矛盾爆发：报复行动下的仇恨加深

章惇恢复官职后，曾被废除的免疫法、保甲法、青苗法开始逐步恢复，改革开始显现成效，国家赋税政收入逐年大增长，府库钱粮充裕。见国内安定，章惇果断出击西夏，一举击溃对方五十万大军，取得平夏城大捷和天都山大捷，收复西夏首都门户天都山，西夏被迫向大宋求和。

然而，在取得这些成就的同时，章惇对旧党的报复行动也愈发激烈。绍圣元年（1094年），苏轼被贬惠州，绍圣四年（1097年），再贬儋州。直到徽宗即位后才得以大赦。苏辙也被贬至汝州、袁州、南京、筠州等地，直到绍圣四年（1097年），再被授予化州别驾，在雷州安家。

章惇对苏轼的打击不仅体现在贬谪上，还在一些细节上表现出他的恶意。如宋罗大经《鹤林玉露》载：“苏子瞻谪儋州，以‘儋’与‘瞻’字相近也。子由谪雷州，以‘雷’字下有‘由’字也。黄鲁直谪宜州，以‘宜’字类‘直’字也。此章子厚联谑之意。”这种带有恶意的调侃，充分体现了章惇对苏轼的仇恨。

章惇与苏轼从挚友到仇敌的转变，是政治立场分歧、权力斗争以及个人恩怨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他们的故事不仅反映了北宋时期政治斗争的残酷性，也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复杂和多变。在历史的长河中，他们的恩怨情仇成为了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也让我们对那个时代有了更深刻的认识。